科技决策咨询2020年第5期

黄河孕育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黄河流域分布的农村也是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中国最广大农民集聚地，更是新时代新型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2020年是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三年，是一个值得总结和反思的时间节点，第一年全国普遍不知道怎么去做，第二年各地盲目地做，第三年开始需要系统性的思考该如何去做。在这样的空间、时间背景下，探讨黄河流域实现乡村振兴达到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问题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黄河流域基本情况及目前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失调，生态系统破坏

黄河流域的煤炭、天然气等资源非常丰富，因此发展出了大量依赖以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为主的工业模式。然而这样的产业结构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地质结构，破坏了地表植被，使得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变得非常脆弱，提高了地表侵蚀、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灾害的发生风险。同时，作为水资源型缺水的黄河流域，粗狂的工业结构加剧了当地水环境的压力，同时影响着农业用水保障。黄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和粮食产量均到全国总量的1/3左右。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黄河流域的农业正面临农田面积萎缩、土质降低，污染加剧等问题。

（二）城镇体系不健全，地域特色丧失

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南、山东等9个省和自治区，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　包含72个地区级行政单位。黄河流域的小城镇分布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空间格局，在黄河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建制镇个数为78个，城镇密度为12个/万平方公里；中游的陕西、山西区域和下游的山东形成了两个城镇高密度区，城镇个数分别是1537个和1092个，密度分别为42个/平方公里和69个/万平方公里。横向比较，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19省区，105个地级市。长江中游的重庆市除去所有乡和民族乡，共611个建制镇，全市城镇密度 76个/万平方公里，平均每135平方公里一座建制镇。中游的湖北省，建制镇个数为758，城镇密度为41个/万平方公里；而长江下游的江苏省小城镇总数1267个，全省城镇密度达124个/万平方公里，平均每8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建制镇。显然，黄河流域的城镇密度是相对较低的，尤其是建制镇数量与长江流域差距较大，在城镇公共服务和经济辐射半径接近的前提下，黄河流域的乡村空间存在大量公共服务盲区和经济辐射空白区，而这一情况会体现在地域的城镇化水平上。2017年，黄河流域总体城镇化水平为55.7%，低于全国的58.5%。其核心原因也是由于城镇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的城乡经济和生活水平差异过大及人口的点状集中。

（三）信息数字化水平较低，人文资源整合利用难度大

黄河流域小城镇、村庄的各类社会信息普遍统计汇总数据公开度不够，数字化程度不高，乡村大数据体系尚未建立，因此无法对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同时，由于数字化平台的缺失，导致很难做到全流域的资源监控与整合协同发展。尤其是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口文化、河套文化、敕勒川文化、蒙古族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少数民族和各类宗教文化最集聚的地区，已经具备打造世界最大、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生态集聚区的基本条件，无法通过整合将旅游资源的价值最大化。黄河流域内，部分城市的决策者缺少对旅游产品、旅游消费结构和旅游市场的了解。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上，缺乏科学性，例如山西运城，其具备灿烂文化，尤其是沿黄河两岸区域，资源好、硬件好，但是吸引不来游客，这是由于开发建造时对市场没有很好地理解，需要从产业、资源、人文、市场和政策来进行重新整体设计。

二、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设计策略

（一）以农业为基础，带动城乡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的第一条便是产业兴旺，可见产业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大力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产业，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促进的二、三产业联动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在培养职业农民的同时，为更多农民创造更多留在本地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从而解决村庄“空心”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走向振兴的唯一道路。黄河流域农业根基很深，作为中国历史上粮食种植历史起源地区，黄河流域自古便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居民有长期的农耕习俗和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主要作物包括小麦、棉花、油菜、玉米、大豆等。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发展以现代农业为核心的产业链,代替过去黄河流域过度依赖资源型工业的落后产业结构，在促进了农村发展的同时，修复了生态环境，利用乡村拥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贯彻城乡融合，村-镇协同、产村结合、地域振兴。以区域为单位，村-镇协同打造特色产业，联合多村、多镇，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区域整体产业抗风险能力。搭建黄河流域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为建设智慧乡村打下基础，同时实时掌握乡村产业发展动态与城市市场对接，从而缩短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时间，拉近农业企业与市场的距离，促进农产业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从自身有什么就发展什么，转变为市场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的思维。注重品牌对产业的引领作用，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打造地理标志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小城镇要充分利用自身深入农村的优势，积极对接城市市场，推广和宣传地方特色产品。

（二）以镇-村空间为载体，小城镇为核心，实现地域振兴

1.统筹协调村-镇体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福利事业的中心，同时也是连接城市的乡村的桥梁，其在城镇体系中的位置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村庄到耕作区的最大距离一般不超过2.5公里, 在黄河上游的戈壁、丘陵地区这个距离可以适当增加，在下游平原区域，可以缩小。密度过低的地区，可以利用乡村特色文化，建设传统村落主题公园、主体度假村等旅游型村庄或共享公共生活区等串联起各个村庄。规划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从全局角度统筹区域镇村空间，提高村村、村镇、城镇之间的空间关联度和连通性。从规划、自然资源、水利、农林多角度统筹区域发展。

2.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辐射范围，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差距依然较大，尤其是农村在医疗、教育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着手。硬件即是医院、学校、医疗设备、图书馆一类基础设施的建设；软件则是医疗和教育行业的从业人员。软件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立足于多方面要素共同介入的结果。而对于硬件条件的改善，必须要立足于小城镇这一重要的公共服务空间载体，颠覆过去粗犷的扩张式发展模式，集中集约土地利用，合理优化城镇功能布局，提高城镇功能效率和辐射半径，从而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便利度差异。镇区和村庄功能分区规划，布局规划要坚持“功能分区明确、优化布局结构”的原则，处理好生产、生活、休憩、交通四大要素的关系, 各功能区要严格区分，避免混杂，功能区之间要用绿地或自然景观隔离，并可以设立商业生活街或休闲自然风景区等。

3.保护村-镇风貌的空间形态特色。空间形态是指一个范围内自然或人造的所有实体与非实体的集合，在一个限定环境中以及各种人类与非人类活动结构和形成。空间形态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部分，其中有形形态主要指区域内聚落的分布方式以及其余自然环境的关系，聚落组团的外部几何形态，聚落内部各种形态要素的分布和组合，以及空间组织结构和特征等。无形的形态则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无形要素对于聚落形态的影响。有形形态则是空间无形形态的表征，对空间形态的研究则是通过对有形表征进行描述和量化，揭示要素的组合模式的结构框架和内在逻辑，从而分析出空间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的客观规律。狭义的空间形态研究仅关注聚落人居环境实体中表现出来的物质（有形）层面形态，一切人造与自然的物质环境，包含建筑、街道、广场、水体等；而广义空间形态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社会、文化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等不同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保护“乡村性”“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形态特征，在区域内提取核心形态要素，梳理出空间形态基因，打造村-镇空间特色名片，从而增强居民归属感和区凝聚力。村-镇城市设计，是针对村-镇空间形态，突出村-镇地域特色的一种整体设计，也是支持地方具体建设活动最直接的方式，设计对象包含街道、群组、建筑、绿化、水体。

（三）以生态环境为根本，推行绿色新政，实现绿色发展

黄河流域是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是中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同时也是生态较脆弱的区域。黄河流域属于资源型缺水，总体来说区域可利用水资源自产量有限，时空分布不均，利用难度大。尤其中下游区域大型支流少，下游地上悬河河段呈线状结构，未能形成完善的河网系统，且河道水流宽、浅、散特征明显。因此，黄河流域的发展规划因优先考虑区域的生态承载力，然而现行规划往往基于存量用地进行谋划。针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还是以保护和修复为核心，划定保护红线，制定相关法规，保护的含义是在于不继续加重环境负担，节能减排，控制污染源是关键。通过科学手段，针对黄河流域广泛发生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问题，采取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退耕还湿、退养还滩、等举措，修复环境。绿色发展需要依靠考绿色经济与绿色新政，大力发展以农业为根基的乡村产业绿色经济特区，同时建立完整的监管和管理体系，统一筹划、分区监管，在城市、小城镇、村庄各个行政级别设立监管部门，指定责任人，在流域各个段落设立跨区域行政监管体系，完善环境保护法构建健全的治理、管理体系，全面推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长效制度。

（四）以人文艺术为内核，打造地域特色

基于艺术创新的文化传承策略为了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现象，要突出地方人文特征，追求个性化、特色化发展。以黄河流域区域文化历史传承为基础，通过艺术加工、再创造的方式探讨保护地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将农耕文化要素介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研究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农耕文化、挖掘传统农业文化内涵、发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等，推动当前国内创意农业的发展，形成乡村发展新的增长点，助力国家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从“农耕文化遗产”的器物、遗址、持续与关联性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民俗的四个类型入手，总结提炼公共艺术要素，通过整合要素分析各个艺术要素的组态关系，进行村-镇艺术设计体系构建。

 　 　（本稿是周武忠在宁夏科协主办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高峰论坛上所作报告的主要内容。供稿：周武忠，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创新设计中心主任；马程，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博士后）